《华盖集》读书笔记

　　《华盖集》与封建主义和洋奴买办文化思想作斗争，锋芒所指，已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激烈的政治斗争。“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就毫无忌惮加以批评……”《华盖集》语言凝炼精悍，勾画典型形象、讽刺深刻而精辟。学习啦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华盖集》读书笔记，欢迎大家参阅。

　　《华盖集》读书笔记篇一

　　读鲁迅的杂文，总会有一种复杂的奇妙的体验。有时候真觉得他真好勇斗狠，陈源他们说了几句不中听的“闲话”，他就揪着不放絮絮叨叨好一阵子。有时候却觉得他好情真意切，论时事说青年语多肯綮，偏激处偏有一种可爱之处，让人坐立不安，却又欲罢不能。

　　期中考试监考时读完了《华盖集》，当然有些散篇早些时候也是读过，却不似这般一气读完的酣畅。这些文字都是鲁迅1925年时的杂篇散稿，一年尽头，集结成书，他自己也称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所获得的“乃是自己的灵魂的荒凉与粗糙”，爱之乃是“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书前言)。可见《华盖集》记录的不仅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时代风潮的独立意见，更是其被误解受攻讦时(所谓运交华盖也)的内心独白。

　　鲁迅一般被看做革新的斗士，对传统文化颇多指摘。比如在《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主张“少看中国书乃至不看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是教人沉静的，出世的，僵尸一般，而外国书教人出世做事的，那怕“颓唐和厌世”都是活人般的。在《十四年的“读经”》直接讽刺那些主张读经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几个“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的人当然是“糊涂透顶的笨牛”，而大多数人主张“‘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鲁迅反对的不是个人读经(当然他也不推崇)，他反对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推行所谓“读经救国论”，以读经之名行思想专制之实。就像现在所谓“国学热”，一些古籍经典爱好者自发地读经倒也无碍，如果让教愚部一纸通知取消马列课改上国学课，我想毁掉的不单是马克思，又会加一个孔子。

　　况且，在鲁迅看来，“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而“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十四年的“读经”》)也就是说破旧才能立新，传统只有有益于开拓新世界才能保留，而“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借批长城发破旧图新之旨：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

　　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长城》)

　　那么这给长城添新砖的主力是谁呢?就是鲁迅所寄予深切希望的青年。

　　今天我们如何做青年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

　　此论深得我心。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中国学生被教导了十几年，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还要听诸多成功人士的指点迷津以期富贵，真是“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碎话》)

　　鲁迅引叔本华的那几句话，就是有名的“盲目读书不过是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之论，要引以警醒。

　　思想启蒙与行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通讯一》)

　　“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通讯二》)

　　思想启蒙是长期事业，而且要靠市场，也利用商业的力量，所谓“市侩的手段”也。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

　　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流产与断种》)

　　改革要允许试错，因为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带来极乐世界，但是却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这才是让人坐立不安的鲁迅啊。

　　革命与国民性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通讯一》)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通讯二》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战士和苍蝇》)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真是可以从一大堆历史与现实的事件中找出太多的印证，不过这些也许不单是国民性，而是整个人类的一种本性。

　　实言之，鲁迅的很多杂文卑之无甚高论，但是从他笔下流出，总有一种让人猛然惊醒默然寻思的力量。这也许就是鲁迅不死的原因所在。

　　《华盖集》读书笔记篇二

　　读你，真难懂你

　　而你那颗炽热的爱国心，满腔的抱负却又仿佛很容易被读懂。

　　读你，有时候很有快感，真真扬眉吐气

　　而我仿佛又看到你在黑暗中淌着鲜血，说不尽的苦痛

　　读你，迷惘;读你，怅然;读你，激愤;读你，感叹

　　一遍一遍，我还是达不到如你高深的境界，而且是相去甚远，只是一次一次，我回到你生活的那个硝烟弥漫，乌烟瘴气的时代，看到你“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傲然，“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甘于奉献;看到你笔下的文字犀利如匕首刺进敌人的胸膛;看到你永远挺直腰杆，扛着“改革、民主、救国”的大旗在锋芒中伟岸、屹立不倒;看到你冷酷的外表下藏不住的一颗为祖国而跳动不息的炽热的心和满腔如江海翻滚的汩汩热血。

　　这下，我不得不称你为“您”了

　　您赞叹壮烈的战士们，鄙夷龌龊的贼恶势力，你把他们说成是苍蝇，《战士和苍蝇》中苍蝇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以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死去的战士之上，可殊不知，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您愤慨那些虫貂们。您也会嘲讽愚人的无知，“中国人还不知道苍蝇能够传播病菌，捕蝇运动大概不见得兴盛。它们的命运是长久的，还要更繁殖”。

　　您会说“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您真是在说长城吗?我想不然，“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贴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还“徒然役死了许多人”，所以真真可气。中国的封建社会加上新引进的一些外来的残风败俗，将人民围困其中，屠杀了不知多少生命，多少青春哪!

　　从您的文字中，我又仿佛听到了您的阵阵叹息。叹息中国改革的阻挠重重;您感叹在“从不像您似的常常‘碰壁’的青年学生的眼睛看来，中国也就如此黑暗么?然而他们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杀戮了”;哀叹为何多数人就是麻痹到了如此难以被唤醒的地步。

　　“问，金人有狼牙棒，宋有什么?却答到‘有天灵盖’，于是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您害怕当时的中国要复古了，但是您却说您相信鸦片和扑克是不会在排斥之列的。哼，我也只能苦笑了，也许您那时候心也在滴血吧!您讥笑中国的老先生们，包括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因为这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而在你那个浑噩的时代，也就只有您这样一批人还清醒着吧。

　　真的佩服您，五体投地

　　《读经与读史》中您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见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我明白了原来所谓粗人可以比某些“正人君子”高贵。您说美国禁进化论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我从中看出了您对改革的信心，改革后，真的就诚如您所说，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脚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读过《捧与挖》，我明白了人心本来不易餍足，凡有被捧者，十有八九不是好东西。有例子呀，“北几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这难道不可笑吗?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决不至于这样。您这道理说的可让我心服口服。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这是您在《最先与最后》中教给我的，眼下看来，您说的真不错。在《流产与断种》中，我终又听到了您那强有力的改革呼声，“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是啊，只有跨出了第一步，才有希望继续走下去啊，而您也总是抱着这样的希望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华盖集》读书笔记篇三

　　有关鲁迅的《“碰壁”之余》，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十五期。最后发表在他的《华盖集》杂文集，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2〕的一封信，无名小女卒，不在话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间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3〕。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4〕。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5〕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6〕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据文章上说，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7〕。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闲话》〔8〕：“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9〕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10〕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11〕，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12〕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13〕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全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说不出”的诗文〔14〕，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5〕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16〕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每有“碰壁”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

　　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

　　九月十五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十五期。

　　〔2〕“一个女读者”　参看本卷第79页注〔5〕。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性的“卒”。

　　〔3〕李仲揆(1889—1971)　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卓越贡献，创立了地质力学。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有一天晚上(按为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转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4〕段祺瑞(1864—1936)　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随袁世凯创建北洋军，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务。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下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发布了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对教员学生大加恫吓：“迩来学风不靖。屡次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先父兄之教”，语出汉代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5〕“久已夫非一日矣”　语出清代梁章巨《制义丛话》卷二十四，原作“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是梁所举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例句。

　　〔6〕《女师风潮纪事》　载《妇女周刊》第三十六、三十七两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二十六日)，作者署名晚愚。其中说及八月一日的事：“八一晨，全校突布满武装军警，各室封锁，截断电话线，停止伙食，断绝交通。同学相顾失色。继而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凶拥入校，旋即张贴解散四班学生之布告。”